文︱卢梦君

 

新闻来源：澎湃新闻

 

 

从小说《圣人》之后，钱宁一直沉浸在孔子的世界里。

 

他先是对《论语》的500多篇章句进行解构和重构，在2012年推出了《新论语》，而后又试图从道理中发现定理，在近日出版的《论语纲要》中论述了孔子的“两端”方法论和“中庸”之道。

 

 

《〈论语〉纲要》  钱宁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月

ISBN：9787108064400

 

 

诱使钱宁动笔的，起初是司马迁《孔子世家》带来的感动。在《圣人》中，他向读者传递了这份感动。小说以孔子周游列国和自幼及长两条线索交替并行，从鲁国下岗后的孔子一路游说一路碰壁，因为“终身坚持一种信念”而“成为圣人”。

 

后来对《论语》的反复深读让钱宁产生了两个困惑：散乱的章句背后有没有内在逻辑？孔子讲的许多道理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思维方式？

 

第一个困惑，在他牵起“仁”这根线头，按照仁的内涵、仁的形态、求仁的途径等线索条分缕析后日渐明朗，最终成了一本逻辑清晰、简明易懂的《新论语》。学者葛剑雄评价此书“不加一字，不减一字，编而不作，《论语》一新”。

 

《论语·子罕》让他找到了解答第二个困惑的钥匙。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钱宁认为，“两端法”体现在孔子学说中的所有重要观点里，是其学说的理论基础，也是解析问题的利器。

 

于是，《论语纲要》的第一部分阐释了孔子的仁学，第二部分用以讨论孔子学说的“两端”方法论，第三部分则对“两端法”进一步推演和应用，在“天道”和“人道”之间“执两用中”，从而得出“天人之道”即“中庸”之道的结论。

 

从不惑之年写到知天命之年，“两端法”成了钱宁20年研究孔学的一个最重要收获。

 

“这本书最终完成的时候，我有一种融会贯通的感觉，孔子的学说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通过这个体系还能更深刻地去理解他的一些观点。”钱宁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有多少人会认同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他鲜少谈起自己的父亲钱其琛，在2017年父亲去世后，他才“第一次以儿子的身份接受采访谈父亲”。小时与父母聚少离多，钱宁说父亲带给他最大的影响是让他能够自己选择生活道路。

 

 

“两端法”让孔学有生命力

 

经典一定是不断有新意的著作，没有新意的著作只是古籍。

 

钱宁坚信，“两端法”对孔子思想的重估，对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价值，让孔学不至于僵硬教条，在2000多年后依然有生命力。

 

他给“两端法”的释义是，事物的本质不存在于事物本身，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显现，因此事物本质取决于“两端”。就好比人性本无善恶，因为与社会、与他人产生关系时才有了善恶之分，也才有了对人的孝悌信等要求。

 

“过去大家把孔子理解为一个单一主义者，有一个绝对真理的想法，其实不是。有了两端思维，孔子的思想，比如他的‘天人之道’、他的‘中庸’，他如何判断决策，都变得可以理解。”

 

他解释道，以“两端法”来推演，被孔子视为至德的“中庸”就是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在两端之间做出适中的选择。

 

中国的经济改革体现了“执两用中”的智慧。钱宁在书中举例，市场和计划是其两端，“绝对市场”或“绝对计划”都不是最好选择，最优的改革政策一定是在市场和计划之间取得某一点，并能应时而变。

 

“用中”的目的不是为了一方战胜另一方，而是做出对双方而言都是最优的选择。推而广之，中国的外交也体现着“执两用中”，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共赢”，正是在寻找双方最优的可能性。

 

不过，处理“两端”关系，还需要孔子提出的“恕”。

 

钱宁说，“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与人、组织和组织、国家跟国家，最重要的是“恕”，也就是有所不为。

 

回到上面的两个例子。在经济改革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该如何界定？钱宁认为，政府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应该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规定企业去做什么，一旦政策要求大家都做什么，往往会有不好的影响。

 

在国与国谈判时，“所欲”与“不欲”难以达成一致，最先达成协议的往往是“不施”。无怪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的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但关键两条却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没有这两条，其他三条都无法实现。

 

 

研究孔学是人生选择

 

走上研究孔学的道路是选择的结果，因为在钱宁看来，所有人生的意义都在自我选择上。

 

1966年入小学，1976年中学毕业，钱宁的少年时代正赶上“文革”和“批林批孔”。1979年，他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又继续攻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他到《人民日报》当了几年记者。

 

1989年，钱宁获得了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新闻的机会，在那里，他酝酿了自己的首部纪实作品《留学美国》。《留学美国》汇集他在美国采访中国留学生得来的第一手资料，以及对相关课题的研究，1996年出版后很是畅销，是当年上海书展上的第一畅销书。

 

1995年回国后的钱宁，职业也发生转变，他体验了外企员工、创业者和投资人等各种角色。但写书的工作一直持续着。

 

在《圣人》之前，他的第一本历史小说围绕的却是法家代表人物李斯。

 

《秦相李斯》以青年李斯如厕时突生的感悟“人生如鼠呵！不在仓就在厕”开篇，以风趣笔调描绘了一个外省青年想改变自身命运，以一系列的投靠和背叛为自己铺就一条仕途的故事。

 

李斯给钱宁的感觉是“悚然”，终究抵不过孔子带给他的感动。“《秦相李斯》写得很冷，但我认为《圣人》是暖的。孔子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人性还是有温暖在。”

 

小说里的钱宁还带着对世界的戏谑调侃，到了《论语纲要》已经变得沉稳，只是文字一贯洗练淡雅。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当被问到所谋之道是什么时，钱宁再次谈到了他对孔子的不断研究和不断感悟。

 

在新书的结语《“新孔学”的可能性》中，他这样总结：我们需要知道孔子有什么思想，更需要知道孔子如何思考。只有这样，孔子学说才能保持活力，不变成僵硬的教条，并能应对新的问题。或许，新孔学应当“新”在这里。

 

毕竟，这是位被激烈批判仍屹立不倒，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圣人。

 

 

作家钱宁

 

 

 

 

 

◆ 对  话 ◆

 

◎ 以秦统一为界限，孔学和儒学应有所分别

 

澎湃新闻：1999年创作了关于李斯的小说后，进一步研究法家的代表人物和思想是一种选择，但您之后的阅读和写作却一直围绕着孔子，是什么原因？

 

钱宁：我没有研究李斯，只是在看了他的故事以后对这个人的经历感兴趣。

 

李斯在我看来是一个外省青年要进入政坛，以一系列的投靠和背叛，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仕途。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非常少有的进取心，这在后来的儒生身上是不多见的。

 

孔子是另一种感觉。过去，孔子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没有人情味的偶像，或者在“文革”时候是一种反动的、阻碍中国进步的形象。突然把他当做一个人来看，你就会感觉这个人很温暖、很可爱，还有点天真，能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力量。

 

李斯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任何的底线，所以最后是很悲剧的。《秦相李斯》写得很冷，但我认为《圣人》是暖的。孔子虽然失败了，但他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人性还是有温暖在。人性还是需要有一点温暖的，不能太冷。

 

 

澎湃新闻：法家影响的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制，儒家则深深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知识分子多为儒士，但到了执政者或管理者的位置上，仍然要采用法家的治理办法。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也是儒家思想的缺陷，可以这样认为吗？

 

钱宁：我认为以秦统一为界限，孔学和儒学应该有所分别，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儒学荀子一派，被韩非和李斯带偏了，走向了帝王之学，变成了“执一”之学。

 

这跟孔子的核心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孔子是“执两”。他在看政治问题的时候，并不完全像鲁迅说的只替统治者想，实际上是替统治者和民众同时想，他希望社会是一个共治或者是两端都要兼顾的社会。

 

但是自秦汉开始，中国逐渐走向“一端”社会，儒学慢慢变成只是在“一端”的框架里发展，变异成为一种官方哲学。后来发展起来的儒学都是为了维护“一端”，只考虑统治者的利益。

 

宋代稍有一点变化，比如程朱提出丞相和君主之间应该有合作关系，王阳明想从心学上作出突破，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越走越僵硬，到了清代，更是趋于极端。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放弃了两端思维，儒学慢慢变得教条，很难产生新的思想。二是，没有了两端思维后人们无从应对现实挑战。

 

你看，“二十四孝”到最后已经很极端，要把儿子埋了来孝敬父母，离孔子的思想越来越远。孝道一定是父母和子女双向考虑，不可能只考虑父母不考虑子女，也不可能只考虑子女不考虑父母，具体在两端之间取什么位置，因人而异、因家庭而异。所以说鲁迅批儒学、批孔教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孟子说，“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他说得很形象，你只选了一，就把一百种的可能性全丢掉了。“执一”是一条选项越走越少的思路，而“执两”是一条能走出无限可能性的活路。

 

孔子的两端思维总结起来就是取两端不取一端，不走极端，最终归于两端之间。两端思维对于我们理解孔子，和将来用孔子的思想来应对现实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所以我的观点是要回归孔学，孔子的学说还是有活力的。

 

 

澎湃新闻：孔子游说各国，但是没有人真的愿意采纳他的思想。是不是说明他的理论现实可操作性比较弱？像很多人批评的知识分子只从理论出发，没有从实际出发？

 

钱宁：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走向“一端”是当时的社会发展必然，专制皇权是当时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历史阶段。在这种历史走向中，孔子的学说几乎只能变成后来的儒学，在皇权之下修修补补。这是历史的悲剧，他所期望的那个社会在历史进程中还暂时形成不了。

 

有一次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到中国社科院来做讲座。他说人权是一个法律概念，不是政治概念，在法律出现以前，人权是不存在的。人权的出现意味着另一端被承认，所谓的平等实际上也是对另一端的承认。

 

在皇权时代，民众是不作为“一端”存在的，没有任何权利。现代社会是一个多端社会，孔子的思想和他的方法论对于现代社会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应该可以运用到现代社会的治理中。

 

 

◎ 商业上是“中庸”之道体现最多的地方

 

澎湃新闻：您在《论语纲要》中论述了一个重要观点，即“两端法”是孔子的方法论，而“中庸”是儒家文化的最高智慧。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中庸到底是种目标追求，还是实用主义？

 

钱宁：“中庸”是个决策之法，事物在两端，你最后取的一定是两端之间的位置。中庸的“中”，程朱以“不偏”来解释，是不对的，它不是在两端之间的“正中”，而是在“适中”的地方。

 

“中庸”可以帮助做很多判断，这是为什么孔子能够对很多事情作出判断。他的判断每一次都不一样，大家都在探究，背后其实有他的一整套方法论。

 

 

澎湃新闻：“中庸”在经济活动中有什么指导意义吗？

 

钱宁：回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一个“执两用中”的过程。

 

孟子说，仁政始于田地的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他又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中国的农村改革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你要先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农村的改革才能开始。

 

做生意，如果不承认对方是生意伙伴，那就叫掠夺。经济活动一定是在“两端”之间，要承认对方的权利，如果没有确权，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无从进行。我们的确权在不断完善，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潜在动力。

 

真正的确权一定是法律问题，而不是政策问题。

 

任何政策的放松对企业来说不是确权，只是一种宽严。比如我是做企业的，我希望我的权利是法律保证的，而不是上级政府给我的临时批准。如果是临时批准，我的商业行为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会“捞一把”就走。企业需要的是法律对它权利的承认和保障。

 

在“执两”之后还要“用中”。“执一”是固守一端或在两端中守着一个选择而不变化，“执两”是要兼顾两端，然后走适中的路。

 

中国是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这两端中间寻找一条适中的道路往前走。绝对市场或绝对计划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这两端中间取什么位置，实际上是四十年不断探索的结果。

 

孔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人和人、组织跟组织、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恕”的核心是有所不为，这也是我论证的一个内容。换句话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不做什么，真正破坏友谊的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大家在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时候，政府制定的法律应该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规定企业去做什么，政策制定也同样。政策出现问题往往不是不许大家做什么，而是要求大家都做什么，这时社会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澎湃新闻：您认为博弈论追求的是己方最优，而“中庸”追求双方最优。好的外交是否也应遵循“中庸”之道？

 

钱宁：外交谈判是为了达成一种协议，“中庸”可能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方法。你首先要承认对方，他的利益、立场你都要关注，要选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谈判中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恕”，你不能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强加给别人。当进入谈判后，“所欲”和“不欲”很难达成一致，你想要的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也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所以外交谈判最早达成一致的都是“勿施”——双方先同意相互“不做”什么。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讲的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关键两条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没有这两条，其他三条都无法实现。

 

子贡曾经问孔子，他说，“我不想强加他人任何事情，我也不希望他人强加于我。（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样是不是就达到仁了呢？孔子说，“你早着呢，你做不到这一点。（赐也，非尔所及也。）”

 

人类的冲突往往是将自己的“所欲”或“不欲”强加给对方而引起的，“恕”的关键，是不强加于人。

 

光做贸易是不应该有“战”的，你卖给我东西，我想要就买，谈一个价格，不想要就不买，买卖不成仁义在。商业上是“中庸”之道体现最多的地方，每一次的商业协议签订，都是“两端”之中的一个选择。什么时候会有贸易战，就是强买、强卖的时候。

 

 

◎ 所有人生的意义都在自我选择上

 

澎湃新闻：孔子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您认为“中庸”就是孔子之“道”吗？

 

钱宁：可以这么说。“中庸”在我看来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要做出决策，在“两端”中取一个点；二是一定会有取舍，即使对双方都好，任何一方也是要做出一定让步和取舍的。

 

在这本书最终完成的时候，我有一种融会贯通的感觉。突然明白，孔子为什么这样讲“仁”，为什么会有“两端”，为什么会“用其中”。这样，他的学说就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而且通过这个体系还能更深刻地去理解他的一些观点。

 

有多少人会认同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澎湃新闻：您父亲对您的作品有过什么评价和建议吗？他对您的人生选择有过哪些最主要的影响？

 

钱宁：那时父亲真的是太忙了。当年，《留学美国》成为畅销书后，他才抽出时间读了一下，但是我想，他恐怕很难仔细地看，不过，他很快看出了一个错误，在书中一个地方，我把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弄混了。到《新论语》出版时，他已经病重了……说到人生选择，父亲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们自己选择人生道路。他对子女，从来没有“执一”。

 

我想我也是同样的，对我的子女，也愿意给他更多自我选择。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所有人生的意义都在自我选择上，做成也好做不成也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没什么可后悔的。

 

 

澎湃新闻：接下来您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钱宁：写完《论语纲要》后，真的感觉“空空如也”了。年轻时，可以有很多规划，过了“知天命”之年，就知道，人的一生，能做成的事情其实很少。自己深感庆幸的，是能完成《论语纲要》这本书，和《新论语》一起，将自己对孔子学说的一点感悟和发现，表述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