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的六朝史》是近年中古史研究领域的新锐突破之作，它取径于社会文化史，聚焦于“三至六世纪江南山岳文化景观的变化过程及其历史意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融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于一体的独特历史景观及其人文意蕴。

但这本书的写作颇为“学术化”，大量坚实细密的考证对一般读者多少构成一些阅读“障碍”。为此，三联“中读”特邀请作者魏斌录制音频，为大家解析这本书的写作缘起、主旨大纲，疏通篇章结构和写作方法，庶几可让读者把握全书要旨和阅读门径，而不致迷失在古史考据的丛林中。魏斌在音频基础上，对讲解文字略做修订，呈现于此。

《 “山中”的六朝史》

History of the Six Dynasties “in Mountains”

魏斌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8月

ISBN：9787108066671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魏斌，很高兴跟大家谈一谈我不久前出版的新书《“山中”的六朝史》。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魏晋南北朝史，对于汉唐之间区域文化景观的延续和变化等问题比较感兴趣，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这次出版的小书，就是结集其中关于山岳的相关研究，整理修订而成的。

这本书主要讨论的问题，简单地说，是三至六世纪江南山岳文化景观的变化过程及其历史意义。主要是以具体的山岳个案研究为主，在总体视野的关照下，观察某座山岳的文化空间和景观构成，分析这些地点的文化生成过程及其意义。

我在前言的开头，引用了陶弘景的一首诗，他在茅山隐居修道的时候，有一位皇帝问他：“山中何所有？”他回答说：“岭上多白云。”他的回答非常机智，也很有美感。可是，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衡量，这个回答却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其实，陶弘景生活的南朝齐梁时代，正好是中国山岳文化景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家都知道，山林原本都是自然性的，后来由于山民的信仰需求，出现了山神祭祀，这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的现象。具体到中国来说，在这种山神信仰的基础上，战国秦汉时期出现了在山中修炼成仙的方士，他们主要住在洞穴或者简单的茅舍之中。此后，由于佛教的影响，大概四世纪开始，山中开始出现了僧人们集体生活的寺院，五世纪开始出现了道士们集体生活的道馆。寺院和道馆都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空间。这些集体性生活的僧团和道团，早期的组织模式和人际关系的核心是老师、同学和弟子，是一种文化共同体组织。一座山里还往往不止一处寺院和道馆，集合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些山中的文化社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文化现象。

这本书主要就是讨论这个问题。书的主体九章，实际上也就是九个山林个案，按照主题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两章，主要讨论寺院和道馆兴起之前江南的山岳祭祀，分为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国家方面，我选择讨论的是孙皓的国山禅礼，这个事件是在孙晧和司马氏竞争的政治背景下出现的，是政治文化传统和现实局势共同影响下的产物。民间方面，选择是庐山山南、鄱阳湖畔的宫亭庙，这座山神庙具有镇护风浪的功能，孙吴以后留下不少神异传说。此外，与这一部分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江南的尧舜禹祭祀，比如九疑山舜庙，会稽山禹庙，还有湘山也就是洞庭湖的湘妃庙，等等。这个问题我原本打算讨论，但在写作时偏离了主旨，讨论重心放在了洞庭湖、湘江下游的神祇信仰，所以没有收入本书。

“江南第一碑”，国山碑

据载，吴王孙皓天玺元年，阳羡山忽裂十余丈名曰“石室”，孙皓以为瑞兆，命丞相沇撰碑记，遣司徒董朝前往封禅，名曰“国山碑”。（陈寿春摄，蔡述亮提供）

第二部分三章，讨论从山中的神仙修道，到洞天体系的形成，再到山中道馆的兴起过程。在东晋时期的神仙世界想象中，东海方诸山和茅山、天台桐柏山等构成了一个类似于州郡的神仙“行政”体系，因此，这三章就分别讨论了句容茅山的兴起过程，天台桐柏山的洞府想象及其对道馆、寺院选址的影响，以及会稽海岛的信仰意义。比较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山林兴起与南迁侨民的关系，提出了“神仙侨民”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是神仙洞府想象的空间影响，发现洞天往往影响到道馆选址，甚至对寺院位置也会产生影响。

第三部分两章，原本是想讨论江南地区山中寺院的兴起过程，但后来写作时把山中寺院当作了区域历史的一个环节，重点讨论了包括山寺在内的区域文化过程。选择的地点分别代表了都城和地方。地方一章，讨论的是今天义乌地区的傅大士教团，分析佛教信仰传入后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头陀、山寺和由此铺展开来的佛教传布过程，以及其中呈现的不同阶层的动向。都城一章，讨论钟山与建康东郊的文化变迁，这是一个都城郊区开发的问题，其中展现出的权力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很值得注意。

钟山六朝建筑遗址（笔者摄）

第四部分两章，讨论了山中寺院、道馆兴起之后山中生活世界的样态，以及山岳文化景观变化与文献记述形成之间的关系。其中一章以刘孝标《东阳金华山栖志》为主要线索，描述山中文化景观的累积过程，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人际关系世界。另一章分析南岳衡山的早期文献，如《南岳记》和早期碑铭的出现过程，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有关南岳衡山的早期知识史，以及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之间的关系。

由于正文九章均为个案研究，为了进一步说明各篇、各章之间的关系，又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后论，从“土地所在”与江南地方性、信仰景观的变化及其空间表现、山林与周边区域的互动关系、“山中”文化场与山岳记述、山岳历史中的六朝遗产五个方面，对全书主旨进行了总体性的说明。

一般人对于山林隐逸都会抱有美好的想象。陶然于山水之间，远离尘世间的各种纷扰，是很多人心中的向往。洞天，仙山，悠然于其中的神仙道士，还有山林寺院中的暮鼓晨钟，构成了中国文化风景中一道独立的风景，也是我们很多人内心逃离的精神所寄。这的确是六朝山林带给我们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弥足珍贵。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中国历史上的山林，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全然超脱于世外的桃花源。谢灵运曾将生活场所区分为“清旷之域”和“名利之场”，“清旷之域”主要就是指山林，“名利之场”则是我们不得不生存于其中的世俗社会。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关系。我们看到，寺院和道馆兴起之后，都要依赖于各种供养，特别是朝廷、官府和士族官僚，这就使得寺院和道馆一方面当然是世外清修之地，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提供信仰服务的场所，而且不少都跟与朝廷、官府关系相当密切。这在事实上又将山林演变为一种新的权力和关系交织的网络之场。所以我在后论中说，在某种程度上，山中寺院和道馆也是当时的世俗权力体制的一部分。山林也由此成为一扇观察汉唐历史进程的窗口，窗景中呈现着六朝历史的各种要素：正统与边缘、士庶与寒人、侨民与旧民、都城与地方、信仰与生活、知识与身份，等等。“山中”作为一个特别的文化地理空间，交汇着相当多元化和层次丰富的历史场景。历史学要探讨的根本问题，终究仍是个体或人群在特定社会秩序中的生存过程。六朝山岳历史空间中的融入与逃离，神圣与世俗，主流与边缘，权力与卑微，都是对这种生存过程的生动诠释。

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理解山林对于中国文化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山林中的隐逸和清修，在大部分时候并不是彻底的逃离，而是一种折衷妥协的结果。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人的处境和心理安置，可能会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这本书出版以来，陆续得到一些读者的反馈意见，有鼓励，也有批评和指正。有的鼓励意见让我增加信心，过去我一直觉得中国读者更加偏好帝王将相为主的政治史，因此出版这样一本偏重文化的书，是否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心里并没有底。现在看来，我的这个认识并不正确，或者说是有些片面的。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经济积累和文化提升，读者的史学阅读口味似乎也在发生变化。这是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事。五四以来，我们对于中国历史往往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而大部分史学研究所揭示的，也往往是历史中让人感到紧张或者不愉快的那一面，可是我也常常在想，对于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又正在试图重建文化自信力的大国而言，历史学者一方面当然需要对过去不断进行反思和批评，另一方面可能也应该努力去揭示和发现过去发生过的那些富有美感的内容。我正在准备第二本书，主题可能跟南北朝文化风景有关，也仍然想继续揭示和讨论当时历史中那些富有文化感的场景。

总之，这本书试图以山岳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从一些个案探讨景观变化过程及其背后的历史场景。在考证和构建这些场景的过程中，我也经常做一些实地考察，徜徉于沧海桑田的地理环境和往往一无所存的历史遗址中，依稀想象过去。古今印证，山川有情，唏嘘之余，往往是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最为感动的时刻。这时候就经常会想：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说，究竟是什么吸引着我们，投入人生最多的精力在这个领域？从最感性的层面来说，可能还是那些富有魅力的细节场景。就我自己的研究体验来说，无论是在庐山宫亭庙中发生的种种神异传说，还是《真诰》中呈现的茅山信仰舞台，或是《善慧大士录》记录的乌伤稽亭村激烈的宗教实践，那些生活在六朝社会秩序中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的喜和悲，尊严和挫折，都呈现为一幕幕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场景，如在目前。我在这本书中尝试捕捉住这些场景，呈现给读者，但是否成功，还有待读者的评判。

《双林善慧大士小录并心王论》石印本书影

本书涉及的山林，不少到现在一直都是旅游胜地。书中附有历史地图和少量考察照片，读者朋友们如果阅读后有兴趣实地踏访，在古今变化的历史环境中感受历史，体悟过去，相信会别有一番感受。